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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看见》

十年前,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,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——这一句话,把我推到今天。

话很普通,只是一句常识,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,“人”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,被无知和偏见遮蔽,被概念化,被模式化,这些思维,就埋在无意识之下。无意识是如此之深,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,对自己也熟视无睹。

要想“看见”,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。

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,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,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。

这本书中,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,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,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,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,因为工作原因,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。他们是流淌的,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,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,摇摇欲坠,土崩瓦解。这种摇晃是危险的,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。

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、不断推翻、不断疑问、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,一个国家由人构成,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,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,就要如何报道自己。

陈虻去世之后,我开始写这本书,但这本书并非为了追悼亡者——

那不是他想要的。他说过,死亡不可怕,最可怕的是无意识,那才相当于死。他所期望的,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——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,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,这才是活着。

十年已至,如他所说,不要因为走得太远,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。


《红楼梦》里写贾宝玉讨厌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这句话,觉得市侩。我原来也是,一腔少年狂狷之气,讲什么人情世故?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,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。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,我恐怕也不会在意,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,也正因为这个,我隐隐有个感觉,为了一个目的——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,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,也是另一种戾气。


我问张北川:“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?”

他说:“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,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,把无知当纯洁,把愚昧当德行,把偏见当原则。”


一九四六年,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:“你们要争独立,不要争自由。”

我初看不明白。

他解释:“你们说要争自由,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,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,给你自由而不独立,仍是奴隶。独立要不盲从,不受欺骗,不依赖门户,不依赖别人,这就是独立的精神。”


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,我觉得说得真好,女人酒局上,说给她们听:“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,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,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、写博客时,常是热泪盈眶的。得诚实地说,悲情、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。自我感动取之便捷,又容易上瘾,对它的自觉抵制,便尤为可贵。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,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,在我们这,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,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,我们需要提醒自己: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。”

他写道:“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,而自我感动、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,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。”


“当然会发生改变,改变自会发生,但这不是我的目的,也不是我的责任,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。”